有人說，是我引發了20世紀晚期兩次最重大的金融危機——1987年的美國股市大崩盤，11年后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對沖基金大崩潰。其實，這一說法并不完全正確，我只是與這兩次危機密切相關。如果說華爾街是一個經濟發電站，那么我絕對是其中的操控者之一。那個時候，我所做的不能改變整個市場環境，而我所引起的后果也絕對不是故意的。當然，這種現象將會再次發生。如今，我們構建的金融市場如此復雜，交易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孤立行為甚至微小事件都可能引發災難性后果。

我遭遇這些金融災難的經歷，或多或少屬於偶然。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我默默地安身於學術界。之后不久，我所感興趣的領域——期權理論——成為華爾街的革命中心。華爾街變得傾心於“寬客”(即數量金融師)。寬客可以借助數學模型和計算機大規模數據處理能力，開發金融產品和交易模型。1984年，我被說服前往紐約金融界，滿足金融界對數量金融人才的需求。在華爾街，我最初也主要研究金融產品。然而，隨著金融衍生品——一種有著無窮變體的金融構想的出現，我從數據資料中走出來，開始開發和交易這些被設計用來沖銷風險的新產品。之后，我先后在摩根士丹利和所羅門兄弟管理公司風險。

我遭遇的首次危機，即1987年的股市大崩盤。這次危機造成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逾20%。股票崩盤在一天內摧毀的市場價值，超過世界經濟在過去兩年創造的價值總和。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對沖基金的崩潰，使外匯市場和信貸市場變得相當不穩定，而這兩個市場恰恰是世界金融體系的支柱。在此過程中，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金融機構幾乎被摧毀了。雖然這些危機令人愕然，但我們認為它們是不可避免的。畢竟市場有風險，我們也是自擔風險進入市場。讓我們聊以自慰的是，人們會把這些不可思議的損失歸咎於自然力量和不可避免的經濟不確定性。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更多時候，危機并非由突如其來的經濟衰退或自然災害造成。實際上，過去幾十年內發生的所有不幸都可以在金融市場本身的復雜結構中找到根源。

我們從促成許多經濟崩潰事件發生的市場環境中便可略見一斑。

1987年美國股市大崩盤前，幾乎很難看出市場有什么異常之處。盡管華盛頓那邊傳出少許負面評論，也出現了一些合并套利交易困難，但此外沒有多少新鮮消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的引爆點僅僅是非常遙遠的一起事件，即俄羅斯違約事件。

“9·11”事件后，美國股市關閉一周，重新開市時道指下跌了10%。這一跌幅相當大，然而三周后，道指就恢復到“9·11”之前的水平。我們還可以回想一下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或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雖然這些事件的影響深遠，市場的反應卻只不過像是打了一聲嗝。

現代市場危機還面臨另一麻煩——持續惡化。20世紀出現的兩次最大規模的市場泡沫發生於過去20年。第一次是日本的股市泡沫，即1986年-1990年早期，日經指數漲至股市泡沫破滅前的3倍，卻在接下來的9個月中被腰斬。第二次是美國的互聯網泡沫，納斯達克指數在一年多一點兒的時間內上漲了4倍，卻在此后一年內以同樣的速度下跌，最終暴跌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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