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2010年11月10日蘋果日報
對於法治社會而言，決定是非的最後長城，不是宗教或道德，而是《憲法》。
在某些特殊時刻，社會面對憲政秩序的考驗；學者常用的名詞是「憲政時刻」。
近代史上兩個著名的「憲政時刻」，一是1933年，德國總理希特勒，在國會通過特別法，暫時中止《憲法》保障的諸多權利；一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涉及水門案件，面對國會彈劾。結果，在這兩個關鍵時刻，德國憲法法院沉默以對，成為希特勒逐漸實現野心的幫凶；相對的，尼克森選擇辭職下台（而不是發布緊急命令或引發戰爭），憲政秩序面對考驗而屹立不搖，經霜愈傲！
陳水扁「二次金改」的案件，其實還不涉及憲政時刻。無論判決如何，社會照常運作，旭日一樣東升。然而，這個官司的性質，確實和憲政秩序有關。面對這個難得的機會，如果能妥善因應，不但鞏固憲政秩序，還能發揮里程碑的作用，有益於社會的長治久安！
「二次金改」的官司，台北地方法院已作成判決；對於判決理由，至少有兩點值得闡明；一是實質問題，一是程序問題。在實質的法律見解上，判決書認定：「二次金改」不是總統職權，陳水扁收取鉅額金錢，並不構成「違背職務」。這種法律邏輯，很有趣。著名法學家蒲士納（Richard Posner），曾提出一種思考技巧。對於契約╱條文上有空缺的地方，不妨運用「假設性思維」──如果當初曾考慮到這種情境， 契約╱條文會如何訂定。如果當初曾經考慮，總統可能會利用職位收取鉅額的不樂之捐，法律難道會視若無睹嗎？
合議制難提升品質
「違背職務」是《貪污治罪條例》的條文，是法律層次；在憲法的層次上，事實上有明確的界定。《憲法》第48條：「總統應於就職時宣誓，誓詞如左：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誓。」試問：陳水扁有沒有「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無負國民所託？」因此，判決書的論述，無視於《憲法》的條文和基本精神，可以說是只見輿薪、見樹而不見林。不但無法服人，而且錯失了為自己和憲制留下鴻爪、樹立典範的機會。
然而，周占春的個人之失，也有諸多正面的涵義。無罪的判決，間接闡明司法的獨立性；司法超越黨派朝野，未必和行政部門同步。社會已經有相當的韌性，面對違反主流民意的判決，相對穩定而沒有動亂。而且，周占春見解獨特，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作為；雖然詭異，卻也都在體制之內。上級法院的取捨，才能真正地考驗司法體系的能耐！
然而，周占春的見解，也透露出程序上的一種缺失。在合議制下，判決書是由三位法官署名。周占春的意見，極端的卓爾不群；很難想像，另外兩位法官也是異數， 也恰恰好有同樣的法學見解。
與其說另外兩位法官是贊同周占春，不如說在現行制度下，他們不願意破壞業內行規──判決以審判長的意見為準，陪審法官附和是形式。彼此尊重，互蒙其利；而且，減輕本身工作負荷，利人利己。因此，地方法院合議制的作法，看似慎重嚴謹，其實耗費法官們的時間心力，卻未必能提升審判品質。促進司法資源運用的效率，這件官司是一個難得的契機！
無論「二次金改」官司的最後判決如何，陳水扁和周占春都將在憲政史上留名；和希特勒及尼克森一樣，都將是反面教材（雖然程度不同）。可是，如果處置得宜，確實可以降低「反面」的成分，盡量發揮「教材」的積極意義！
作者為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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