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葉慧珏紐約報導
9月12日貨幣政策會議前夕，伯南克被架在自己鑄就的QE高台，上下兩難，進退維谷。
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召開的全球央行年會之後，伯南克對寬鬆政策的一番強有力的辯護遭到了來自學界的質疑。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曾經擔任伯南克副手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科恩(Donald Kohn)並不給前老闆留什麼面子，他當場質疑：“為什麼我們實施了這麼長時間的讓人難以置信的適應性貨幣政策，經濟增幅還是這麼小？”
經濟學界開始對美聯儲無休無止的量化寬鬆政策所能帶來的效果發起攻擊。
“第一輪量化寬鬆(QE1)所帶來的益處非常關鍵和明顯。第二輪量化寬鬆(QE2)的正面效果顯然就在減少。”奧本海默基金(Oppenheimer Funds)首席經濟學家傑瑞·魏博曼(Jerry Webman)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而根據當下的情況，我不認為美聯儲應當再做任何所謂第三輪量化寬鬆(QE3)。”
但金融市場的反應則不盡相同。
兩年前QE2之後幾個月的傳導效應至今還讓新興市場國家心悸不已。輸入性通脹成為美元大幅貶值後的必然結果，各國紛紛採取各種措施應對熱錢大量湧入。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興市場為美聯儲的QE埋了單。
不過這一次，鑑於全球各國央行提前行動，做好寬鬆準備，從日本、巴西到中國、瑞士等，因此對於投資者來說，能夠選擇的風險貨幣更為有限，投資經理們逐步將目光放在一些更加溫和的貨幣身上，比如墨西哥比索以及韓元等。
與此同時，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是一大“副產品”。魏博曼表示，有許多人認為，一旦能源價格上升，QE對於經濟的負面效果與其刺激經濟的效果相當，儘管無法證明二者之間的直接關係，但是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尤其是能源類價格的上漲，是美聯儲接下來採取更多寬鬆貨幣政策的一大風險。
QE對於私人經濟也不全然是正面作用。長期從事創業研究的貝肯海默表示，對於早期創業企業而言，市場的穩定——包括股票利好、債券價格略微下降、黃金吸引力不那麼高以及美元走強——能夠幫助它們更方便地融資，以保證債務安全。
全球央行年會之前，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又一次放話，認為伯南克最終會出台新的刺激計劃。此前，對沖基金傳奇人物索羅斯與鮑爾森早就行動，大幅增持黃金押注QE3出台。這些金融巨鱷們從2007年開始的幾輪量化寬鬆週期中，一次又一次獲利。
不僅是美聯儲，全球各大央行最近紛紛加入寬鬆貨幣政策的大軍，打破了美聯儲一家製造刺激效果的局面。紛至沓來的各種猜測、質疑和恐慌，夾雜著資本市場和宏觀經濟的起起伏伏，讓人對QE摸不著頭腦：貨幣寬鬆的效果究竟如何？誰在獲益？誰在埋單？
QE3效果遞減
自從2007年8月美聯儲連續多次大幅降息開始，全球經濟在美國帶領下進入寬鬆週期。5年之後，經濟“耐藥性”的後果正在逐步顯現。
“我覺得人們對QE3有錯誤的期待，現在的經濟基本面已經和幾年前完全不一樣了。”聯博基金(AllianceBernstein)高級基金經理羅伯特·布朗(Robert S。 Brown)對本報記者表示。
幾個月來略微改善的宏觀經濟、就業數據以及私人經濟逐漸向好的表現，使得推出QE似乎缺乏動力，或者說即便推出QE3，其效果也令人質疑。
這種非常規的手法，總是在第一次運用時最見功力。2009年3月28日，美聯儲開始決定購買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收購“兩房”發行的1.25億美元抵押擔保債券，通過量化寬鬆的方式主動注入流動性。
這一招擊中要害。當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1.23%至90.8。此後身陷資金鍊危機的各大銀行成功募集資金歸還政府救助資金及貸款。
“我覺得前兩輪QE，尤其QE1是有著非常關鍵的益處的。”魏博曼表示，“如果當時美聯儲沒有採取這一強烈的行動，那麼2007-2008年整個金融系統將傾覆更快，我們將經歷更加嚴重的經濟蕭條，並將持續到2009年。”
不過他表示，當2010年4月伯南克第二次動用該工具時，效果就不像第一次那麼顯著。2011年6月底以前購買6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的計劃，並沒有按期強烈刺激美國經濟復甦。
目前學界比較主流的態度是，一旦推出QE3，其效果將比QE2更難如人意。
對沖基金Karya資本管理公司風險管理主管嚴鳴告訴記者，在推出QE時美聯儲也需要考慮外部因素：“現在歐元區的緊張勢頭不如2010年和2011年；和兩年前相比，除了中國以外，全球絕大部分地區的股市都上漲不少；除了受到債務危機的歐洲五國之外，其他國家債券收益率則下降不少。再推QE，效果很難說。”
在市場預期已經被逐漸消解的情況下，伯南克恐怕要想其他的招才能真正刺激市場。
誰是受益人
問題是，似乎沒有其他的招可以用。在零利率時代，儘管QE的效果日益遞減，但無論是對華爾街的金融大鱷，還是對受經濟起伏影響的平民百姓，QE直接或間接起到作用。
部分弄潮兒已經逐漸習慣如何利用QE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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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年前QE2推出前夕，格羅斯還是滿腔義憤填膺，2010年10月，格羅斯表示，公共債務永遠都有龐氏騙局的特性，數万億美元的支票對債券持有人不利，這實際上是通脹，是某種程度的龐氏騙局。
而兩年後，他對QE3的道德風險則不發一言，只是拼命鼓吹投資MBS，試圖玩弄QE3題材於股掌之中。根據彭博社的統計，Total Return Fund在過去一年增長了8.61%，表現優於92%的競爭對手。
和格羅斯一樣，大量的對沖基金、證券投資組合管理人正削尖了腦袋，在QE3推出之前押注加倉某些風險資產，包括黃金、石油以及各種風險衍生品。
對此，魏博曼則認為，大型機構投資人不是QE的系統性受益人，能否獲利完全取決於個體：“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倉位非常好的股市投資人，比如一些較大的機構投資人，直接通過央行的寬鬆貨幣政策獲益。但是這種獲益並不是系統性的，就是說QE並非對這些大型的機構投資人——對沖基金、資產經理人或者其他投資者必然有益。 ”
在過去幾年中，更多的散戶投資人通過QE推動股市利好而獲益。由於QE刺激流動性，推動私人經濟借貸市場，刺激股市利好，從而帶動整個宏觀經濟。
魏博曼認為，QE對於股市投資人的益處，比對於一般人的更加大。但是毋庸置疑，QE這幾年對於刺激宏觀經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由於QE刺激流動性，推動私人經濟借貸市場，刺激股市利好，從而帶動整個宏觀經濟。布朗表示：“QE的效果通過一種傳遞機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體現，帶動宏觀經濟從而使得每個參與者獲益。”
副作用頻現
針對QE3，伯南克的小心謹慎全世界都看得見：他在全球央行年會上著大量筆墨討論量化寬鬆的益處，並始終強調，美聯儲可以控制這種非常規手段的弊處。
伯南克表示，到現在為止美聯儲對MBS以及國債的政策操作沒有破壞市場機能——既沒有導致通脹預期大幅上升，也沒有引發金融槓桿風險上升，也會使納稅人獲益。
問題是，一旦啟動新一輪資產購買計劃，美元貶值及其一系列全球性連鎖效應，恐怕不是美聯儲一家能夠應付的。
兩年前QE2之後幾個月的傳導效應至今還讓新興市場國家心悸不已。輸入性通脹成為美元大幅貶值後的必然結果，各國紛紛採取各種措施應對熱錢大量湧入。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興市場為美聯儲的QE埋了單。
不過這一次，鑑於全球各國央行提前行動，做好寬鬆準備，從日本、巴西到中國、瑞士等，因此對於投資者來說，能夠選擇的風險貨幣更為有限，投資經理們逐步將目光放在一些更加溫和的貨幣身上，比如墨西哥比索以及韓元等。
與此同時，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是一大“副產品”。魏博曼表示，有許多人認為，一旦能源價格上升，QE對於經濟的負面效果與其刺激經濟的效果相當，儘管無法證明二者之間的直接關係，但是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尤其是能源類價格的上漲，是美聯儲接下來採取更多寬鬆貨幣政策的一大風險。
QE對於私人經濟也不全然是正面作用。長期從事創業研究的貝肯海默表示，對於早期創業企業而言，市場的穩定——包括股票利好、債券價格略微下降、黃金吸引力不那麼高以及美元走強——能夠幫助它們更方便地融資，以保證債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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