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全球的貨幣政策偏好，幾乎一致的導向低利率。好處是降低了企業的資本成本，間接鼓勵就業、提高所得、刺激經濟成長。壞處則是犧牲了存款大眾的利益，其中尤其是退休人士、公益團體等社會邊緣人物，尤其依賴存款的低風險、收入固定等特性，來維持生計存活。
長期、過度的低利率環境，醞釀出一個處處過剩的經濟環境。情有可原的是，透過經濟成長，很多社會問題得以救濟：就業上揚、所得成長，捐款自然也水漲船高。而最最重要的是，2000年來，不分古今中外，理想主義者所宣揚的大同世界（雖然是籠罩在美國霸權之下），竟然在富裕普世化的過程中，見到了實踐的第一道曙光。
現在，環境完全不同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討利率政策的社會功能了。
本質上，存款所得對中低收入者來說，無異於保險。不幸的是，目前全球的政策主流，仍沉溺於數量寬鬆的超低利率，對長線保險的理財，非常不利。
要提高存款戶的所得，首先存款機構要有能力提高存款利率。這個提高存款利率的能力，就是存款機構本身的獲利能力。只有存款機構本身的利潤有上揚空間，才有可能以較高的利率大幅吸收資金（當然，要出事倒閉的存款機構，在問題惡化之前，也會有相同提高存款利率的行為）。
要研究存款機構的利潤上揚，首先要了解存款機構的所得及利潤結構。大體而言，存款機構的所得結構大致有2項：
1. 利差益：所謂利差益，其實就是外在的利率環境，與機構本身資金成本之差。對專業存款機構而言，存、放款利差就是它們最大的利差益來源。
2. 競爭優勢：所謂競爭優勢，其實很複雜，舉凡服務、費用、自營等業務，皆屬於競爭項目。
30年來，隨著全球自由化、國際化二大趨勢的正式成形，金融業的競爭環境益趨激烈。從數據上來看，競爭越激烈，業者的經營成本反而不斷地下降。成本下降再加上全球多頭環境，導致1998年以來，全球金融業的平均獲利不斷上升。這就是為什麼，全球金融業存款利率下降的速度，反而低於放款利率的下降速度。
但是，在目前全球政府加強金融管制的新趨勢之下，傳統放款機構在競爭優勢項目上的所得，卻可能大幅減少（甚至有可能完全消失）。因此，決定放款利率的參數，將幾乎完全集中在利差益上。
景氣不好的時候，多數消費者對存款收益的依賴，反而越高。不要說中低所得階級，對利息收入的依賴，即使是中高所得階級，也必須依賴存款所得，對其日常消費、納稅支出的挹注。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時間延宕夠久、衝擊夠重的衰退環境下，拉高利率反有挹注民生、維繫消費、間接穩定經濟頹勢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民選政府遲早要面對選民日漸貧窮化的後果。換言之，即使政府無意拉高利率水位，客觀的政治壓力，也會對政府的相關財經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從相對的角度來說，其實過去20年的低利環境，對赤貧以上的中低所得階層，是有若干好處的。因為雖然其利息所得減少，但是房貸利率支出卻減少更多。同時，由於長期的低利率所刺激的投機風潮，導致房價上揚，這些中低所得者，反而能夠享受個人淨資產增加、利息支出減少的雙重好處。這雙重好處，反應在整體消費者的家戶財務狀況，就是可支配所得上升。可支配所得的上升，意味著投資、消費的增加。
從總體經濟來看，在利率展望低迷的環境中，投資成本與正常資金調度成本也會大幅下降，換算成企業的財務報表來看，結論是整體企業的風險減少（因為總成本下降），獲利展望卻上升（因為消費上升）。對企業而言，機會增加、風險減少，當然就是擴充規模，來換取利潤成長的最好時機。擴充行為，轉換到企業的財務上，意味著單位產品的採購成本下降。這就是過去數年間，雖然原物料價格上揚，但是多數消費商品的平均售價卻普遍下滑的主要原因。
普遍的企業擴充，意味著就業、所得、成長上升而通膨下滑（因為商品價格下滑）。整體社會享受到的，則是淨資產上升、所得上升、消費滿足上升、社會安全上升的四大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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